2005年1月4日印发了1000份《2005年全国工作要点》，其中，第八要点是，“在全国组织开展严厉打击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力争破获一批重大案件，遏制赌博活动的发展蔓延。”7天后，、最高、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召开电视电线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
此项行动进展到1月26日，数据统计，、、广西等省市区机关共侦办赌博案件1900余起，其中大要案件230余起，包括网络赌博案件130余起、领导干部参赌案件21起53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5万余人。
在赌博的今天,如何有效遏制赌博犯罪、资金外流和社会治安等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但在中国人民大学治安系王太元教授看来,这一切都来源于广度和深度的问题：如果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完全以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处理和贯彻社会事务，解决很多类似赌博这样的问题就会简单许多。
王太元：副部长白景富在1月13日表示“不以赌博行为查处群众带有少量彩头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其深意非常。原先，赌博一直被视为“六害”之一，被作为一种社会风气的丑恶现象来处理。由于在199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只说到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的行为，但并未言明彩头大小，结果在实际操作中只要是赌博都被严厉。此次“禁赌风暴”中区分群众娱乐与赌博，是新中国禁赌史上的创举。这个举措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现在鼓励发展第三产业，群众也需要休闲和娱乐。如果不对赌博和娱乐行为作认真界定，将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12月，北大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先在“博彩业与社会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透露，国内每年至少有6000亿元赌资外流。你如何看待这个数据？王太元：去年我国实际吸收外商投资约606亿美元，这个数字低于外流的赌资额。这实际隐含着过去我国在打击赌博的思方面存在偏差。我们长期没有关注赌博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没有把赌博犯罪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而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社会丑恶现象来处理。过去对居民有赌博色彩的“生活乐趣和爱好”进行干预，实际是“越权和过界”。但是，当出现大量赌资外流时候，仍然不进行打击，那么实际是管理“缺位”。
即使从效益角度分析，抓群众的娱乐性“赌博”的效益远远不如对网络赌博、境外赌博、赌庄赌博这些大赌博的打击。这也符合新发展观，新发展观的要义是社会协调发展，社会资源和资金的占用、分配应相对合理。具体到打击赌博犯为，对金额大的赌博领域、赌博方式进行重点打击，其的赌资也大，社会效益也高。《第一财经日报》：去年12月，广东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就“”问题对29个县2460户农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广东省29个县的农户购买地下的资金高达33.2亿元，估计流失金额为13.3亿元，平均每个农户损失300多元。你怎么看待在“富裕的农民社会”赌博盛行的现象？
王太元：这涉及中国社会资金循环机制问题。体现出市场化的观念还仅停留在企业这个载体层面，社会内部的运作模式被非市场化因素所扭曲。现在一是打击地下钱庄，二是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缺乏公信力，三是不允许存在赌博企业，于是一些富裕的农民所拥有的闲散资金流向非法渠道。
其次是否可以在著名的风景游览区和边境适当开办一些的赌博企业，有待商榷。曾有人：与其不承认，没法管理；不如给予承认，管理。因为赌博企业上缴税收很高，博彩业的盈利资金经过缴纳税收后，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但同时，赌业本身不创造价值，且对全民有作用。
王太元：在此次全国严厉打击赌博违反犯罪专项行动中有六个重点打击对象，其中一个是参与赌博的党政领导干部、国家人员、国有企业单位负责人。可以说，这些人的参赌资金80%来自于公共或集体财产。为何官员可以支配、调用大额资金进行境外赌博？其根源是公权和私权的界定还不够清晰。现在中央已明确把干部参赌问题纳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修订相关财税法律、制度，管住可以管钱的人，官员和企业家的。我的泼辣女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