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在主持学习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金融安全作为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在学习会上，一行三会领导就各自领域重点问题与如何防范风险进行介绍，会议中还提出了进一步中国金融安全的六点任务，包括深化、加强监管、处理风险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能力以及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那么，当金融安全被提到新高度，一行三会如何施策？中国金融系统到底有哪些风险值得引起中国最高决策层如此重视？上述风险是否到了危及金融安全甚至理政的程度？而一旦中国了一轮从上至下的防风险行动，能否能够取得效果，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对于习关于金融安全的讲话，专家分析表示，这为当前我国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指明了方向，出了重要信号。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过去强调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作用相比，这次总的讲话把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提高到新高度，明确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
连平说，“这次把金融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更加突出了金融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管理好金融脱实向虚、泡沫不断增长等问题，王震在新疆就有可能带来比较大的危害。总的讲话对有关金融对经济的影响有了更深入的阐述，非常及时也非常关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庆认为，随着我国金融业不断深化，放开利率管制、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等等，我国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和调控体系日益完善，金融机构实力大大增强。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接下来还需要向金融强国迈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认为，习总关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意义重大。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也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都告诉我们，如果不能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徐洪才表示：“要化解一些金融风险，从微观层面上讲，比如债转股，我们要市场化、法制化，要建立违约处置机制。宏观层面，我们在监管上要加强对系统重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防控，未雨绸缪。对于已经发生或者已经存在的风险点，我们也要主动地引导、，控制好杠杆率。”
防范金融风险，金融监管至关重要。尤其是随着金融创新，出现大量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产品，如果监管存在空白、监管标准不统一，很容易滋生新的风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认为，监管部门要在守土有责的基础上加强协调，形成监管合力。
习总就金融安全提出6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要深化金融，推进金融业公司治理，强化审慎合规经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庆分析，我国的金融监管与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还存在代际差异，必须要深化，促进监管体系现代化。“让金融机构的股东参与到金融风险的控制中去，落实到机制上，就是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强调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防控能力，让金融机构站在金融风险防控的第一线。”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终目的，是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要增加对中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支持。
在集体学习之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在4月25日晚到5月2日期间分别召开了党委专题会议并学习传达习讲话，三会均表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从一行三会的专题会中，可以一窥一行三会在十九大之前防范金融风险的布局。而在此之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已经刮起了一场监管风暴。
央行在4月26日上午召开的专题会议中表示，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着力增强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力度，进一步做好金融支持“三去一降一补”，深化金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切实国家金融安全。
随着监管套利、交叉性金融风险等问题凸显，监管协调今年以来格外受到关注。年初以来，由央行牵头，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在制定统一的资产管理产品标准规制。在银监会、证监会的专题会上，也都强调了监管协调问题。银监会表示，“积极主动地参与监管协调”；证监会表示，“自觉和依靠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自从原省长郭树清掌舵银监会以来的2个多月中，多项政策梳理落地，“十天七文件”，银行业金融机构进入“强监管”时代。在银监会学习习讲话专题会上要求的多项举措中，不少任务已经派发下去。
第一项工作是加强金融风险防控。按照“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的要求，深入排查银行业各类风险，密切盯防重点领域风险，认真做好各类专项治理工作，切实把风险防控的责任落到实处。
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银监会在4月7日下发了《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6号文），提出要重点防控房地产领域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信用风险、地方债务违约风险和交叉金融风险等“十大风险”，直接点名“首付贷”、房地产信托和互联网金融中的现金贷、校园贷。
在上述纲领性文件之外，银监会暴雨式下发《关于开展银行业“违法、违规、违章”行为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45号文）、《关于开展银行业“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的通知》（46号文）、《关于进一步排查企业互联互保贷款风险隐患的通知》（52号文）、《关于开展银行业“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53号文），剑指“三违反”“三套利”“当”。
在整治过程中，承压最多的是银行同业业务和理财业务。平安证券研究所文章称强监管下，对包括理财、信托、券商、基金等各类资管子行业的扩张均会带来约束，其中预计在过去几年作为主要加杠杆工具的同业理财以及各类非银机构通道类业务规模将有明显收缩，去化速度仍需观察未来监管细则的落地要求。
第二项工作是深化体制机制。加快健全现代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股东行为监管，培养银行业审慎合规经营，推动其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责任。
在这方面，《关于集中开展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的通知》（5号文）要求，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股东进行全面排查。具体包括，是否初始入股或增资扩股时不符合资质条件；是否未经批准持有股权，或行使股东；入股资金来源不符合自有资金要求，或入股资金未真实足额到位；未经批准超过比例持股，或抽逃资本金等。
第三项工作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引导银行业积极主动参与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支持兼并收购、破产重整和债务重组，有效支持去产能去杠杆。持续开展“减费让利”，切实推进降成本。
在这方面，银监会在4月7日发布《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4号文），提出四个要求，一是深入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和债权人委员会制度，二是多种渠道盘活信贷资源，加快处置不良，三是因城施策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四是积极稳妥开展市场化债转股等。
第四项工作是及时弥补监管短板。全面梳理银行业各类业务监管规制，尽快填补监管法规空白，补齐监管制度短板。从讲、顾大局的高度，积极主动地参与监管协调。
在这方面，银监会已经于4月12日发布《关于切实弥补监管短板提升监管效能的通知》，要求借鉴国际监管标准，结合我国银行业实际风险状况，深入排查监管制度漏洞，尽快弥补监管制度短板，并附上了需要弥补的短板工作项目26项的条目。
此外，银监会还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和加强党的领导，以管党治党的“严紧硬”带动改变金融监管的“宽松软”。
5月2日上午，证监会也就习讲话召开了专题会议，并在官网相关文章中表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全面梳理资本市场各项风险点，自觉和依靠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牢牢把握资本市场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
银监会、保监会下起了“文件雨”，证监会则开出了数张巨额罚单，数家公司。4月21日，证监会对九好集团“忽悠式重组”顶格处罚，罚款439万元；同日，前发审委员冯小树违法买卖股票被罚没4.99亿元；5月2日，针对朱康军“铁岭新城”“中兴商业”股票的行为，证监会朱康军违法所得约2.678亿元，并处以约2.678亿元的罚款。
此外，资本市场发审也愈加趋严，截至4月26日，证监会发审委今年前4个月共审核169家企业首发申请，其中首发获通过139家，未通过18家，取消审核2家，暂缓表决5家，过会率约为82.24%，而去年一季度的IPO审核通过率高达96.88%。
“始终保持依法全面从严监管”证监会在专题会上指出。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也在4月21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对重组造假，将有毒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行为绝不姑息，切实优化监管制度，发挥重大资产重组服务供给侧的积极作用，服务实体经济。”
此外，根据中国证券网消息，目前除了推进证券法修改，证监会还在推进公司法、刑法中涉及证券市场相关内容的修改。
刚刚经历过人事暴风雨的保监会也针对习讲线日晚召开党委专题会议，并于5月2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要“项俊波涉嫌严重违纪对保险监管造成的严重和恶劣影响，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不断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站在国家金融安全的高度抓好保险监管工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在专题会上，保监会还特别强调了要狠抓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重构保险监管系统风清气正的生态。
去年保险业“门口的人”颇受资本市场瞩目，此后保监会一直保持高压监管态势。4月20日下午，保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监管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的通知》，把业务扩张激进、风险指标偏离度大的异常机构作为监管重点，并将全面清查违规资金运用、股东虚假注资等问题。
而据中国保监会网站4月23日消息，近日，中国保监会对各保险公司印发了《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业风险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了当前保险业风险较为突出的九个重点领域，并对保险公司提出了39条风险防控措施要求，涉及10个方面，并要求全行业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工作，强化各保险公司在风险防控工作中的主体责任和一线条风险防控措施要求中，在资金运用方面，保监会命令保险机构通过投资多层嵌套金融产品等手段隐匿或转移资金去向，机构通过“抽屉协议”“合同”等形式绕开监管要求，机构通过各类资金运用形式变相向股东或关联方输送利益。
在上述专题会议的官网文章中，保监会并称，要引导行业回归风险保障本源，充分发挥保险服务实体经济、国家金融安全的作用。据报道，保监会将在近期出台一揽子鼓励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
笔者看来，本次局会议有两点不寻常之处：一是这是以来，局首次就“国家金融安全”主题进行集体学习，出席人员规格之高，涉及部门范围之广超出以往金融专题会议；二是会议罕见地将金融安全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强调金融安全是理政的一件大事，凸显了中国最高决策层对金融安全的高度重视和自上而下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心。
以往对中国金融风险的往往来自于海外，不仅包括IMF、BIS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包括一些海外对冲基金与机构投资者。前者只是从经济理论上提供金融风险的判断依据，而后者则往往在看空的同时又采取做空策略，对中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影响更为直接。然而，对待上述警示，过去中国决策部门大多比较自信，不予理睬或者反驳作为回应，而此次会议中国高层问题的重要性与严峻性实属难得。
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有哪些？在笔者看来，近年来企业杠杆率大幅攀升，影子银行规模过于庞大，信贷资金大多进入房地产与收益较低、期限较长的地方投资项目，资产价格超出合理水平，僵尸企业、预算软约束企业扭曲银行的定价机制，民间集资与P2P等游离于监管之外，汇率政策缺乏灵活性等等都是中国金融系统潜在的风险点。
IMF在最新4月19日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FSR）中提到中国信贷快速增长使得金融稳定风险不断增加。IMF报告中提到，当前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已达到P的三倍以上，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敞口也有所增加。中国许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存在着严重错配，流动性风险和信贷风险处于较高水平。而在去年10月IMF的一篇《Resolving China’s Corporate Debt Problem》工作论文中，提到中国2009年-2015年间信贷平均增速高达20%，大幅超越名义P增速，需要防范西班牙、泰国以及日本这些信贷缺口类似经济体的。
而国际清算银行BIS近年来也频频警示中国银行业风险，根据BIS在2015年9月首次提出的以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P缺口测量债务水平的指标来看，中国在两年前这一缺口指标便已经高达25%，超出2%-10%的正常范围，是全球最高水平。以史为鉴，BIS提出一旦一国缺口指标超过10%，随后三年，该国有2/3的概率发生“严重的银行业紧张情况”，并预测中在三年内发生银行业危机。
FT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也在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与全国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有过激烈的观点交锋，针对吴晓灵提到的中国债务率并不严重的观点，马丁·沃尔夫之言，危机爆发前决策层往往都认为没有问题，如英国银行在300年来最严重金融危机之前也称其资产负债表表现很好，但危机往往在忽视中爆发。而在近期专栏文章《中国如何摆脱债务陷阱？》提到，中国仍然需要依靠债务快速增长才能维持经济增速，而且摆脱这个陷阱的所有方法，看上去都很。
既然金融风险近年来一直都存在，但为何中国并未出现教科书中的危机并未如期而至，是什么独特之处挑战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3月20日发表的央行工作论文《中国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与货币政策理论的国际前沿》对转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经验进行了梳理，其中提到不少有益观点。在笔者看来，文中提到的诸多中国创新的货币政策实践操作，或许与中国并未出现预期中的金融危机联系紧密，具体包括：
一是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多重性。与大多数国家单一通胀目标制或者就业与通胀双目标制不同，中国货币政策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金融和、发展金融市场六大目标。而根据以往经验，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在操作中的权重也会由于经济的变化不断调整，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金融危机之时，由于担忧经济增长与失业，中国央行便出手很快，但美联储并未对雷曼进行救助，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之后，后期救助成本显著增加，甚至量化宽松，零下限等金融创新纷纷而至且传染至其他国家，直至今日，全球经济也未恢复到危机之前，全球货币政策仍大多处于从非常态之中。
二是并未默守“不可能三角”理论。不可能三角理论讲述的是一国央行不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货币政策、汇率稳定这三个宏观经济目标。而根据过去中国的金融实践，中国大多数时候并未选择不可能三角的角点解，而是通过资本项目有限、汇率有管理浮动和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自主的中间状态的选择指导中国实践，避免了资本大规模流动对经济的冲击。此外，金融危机以来的经验又显示三元悖论逐步向二元悖论，即不论采用何种汇率制度,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性都不可兼得。这也说明，理论总是不断完善的，实践的发展往往领先于理论，一味默守书本理论，有时并不明智。
三是创新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在计划经济初期，中国大多应用数量型工具，而伴随着市场的深化，微观主体自主决策能力的增强，数量型直接调控需要向市场化、价格型间接调控转变。但结合中国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央行创新使用了SLF、MLF、PLS等流动性工具，一方面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利率走廊（SLF为利率走廊上限）与中期（MLF是主要的中期政策利率）的尝试作为过渡，同时培育国债市场等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引导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步向价格型调控转型。
四是协调推进利率、汇率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以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目标。与大多数国家明显先后次序的完成利率、汇率以及资本项目不同，中国央行在上述方面提出了协调推进的方式。同时，中国央行强调，即使是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是有管理的可兑换，特别是对反恐、反洗钱、反避税天堂等方面，是拥有严格的。此外，央行表示可以对短期资本流动和外债进行宏观审慎管理，甚至在应急情况下临时性外汇管制措施，这些也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盛行的共识有很大的出入。而危机的出现也让国际社会对共识开始反思。
综上表明，中国在金融实践操作方面确实有不同于传统理论之处，甚至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中国实践的创新操作很多情况下是领先理论发展的，这使得中国的政策往往灵活性更强，或许也可以为中国并未出现预期中的金融危机提供一个解释。
当然，这种观点往往会被质疑为，但结合笔者在海外的经历来看，中国央行的实践操作其实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赞许。笔者曾经在欧洲央行工作，当时时任欧央行行长的特里谢便从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央行及行长周小川的赞美之词。其实，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避免了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中国的宏观金融管理是有独特的地方。
更重要的质疑是，虽然中国通过政策创新避免了短期内的危机爆发，但只是将问题推后，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可能会有更大的危机与风险，而这也恰恰是笔者的担忧。但好在此次局会议显示了中国自上而下对防范金融风险的高度重视，诸多防范房地产泡沫、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的举措都在持续推进，且防风险不仅集中在一行三会，更涉及到多个部门政策配合，有助于让这一最高决策层基调落实。
同时，考虑今年以来的经济内外部有所转好，内部一季度经济增长好于预期，实现了开门红，稳增长压力减小。外部方面出口一转去年的颓势，出现了大幅增长；四月中国首脑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改此前对华咄咄逼人的态势。此外，美元走力也在减弱，中国资金大规模流出态势也出现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