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疫情后的经济恢复，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好，而且我国经济恢复是由第二产业开始的，可以说更加扎实。而伴随着第三产业的逐月恢复，与第二产业互相促进，将更能加快经济的恢复。这充分彰显了“六稳”“六保”、双循环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正确。
一系列经济恢复方面的成绩，进一步增强了全国上下取得双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尽管当前全球变数和经济不确定性仍然很大，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不骄不躁，见招拆招，化力打力，就一定能够在全球经济负增长下，作出正贡献。这比正增长下的正贡献，作用更大、意义更大。
2015年至2020年8月，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石、铜精矿总价值5172亿美元，我国对国际矿业作出的“贡献”最大，但最大的买家却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尤其是今年以来，铁矿石价格一向上、铜精矿价格高位波动，为此国家付出不少代价，并增加了经济恢复和新基建成本。
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大金属研究，建立相关协调机制，关注市场、指导应对，更加科学、更加有力、更加专业地国家经济安全。
一是聚焦大金属战略研究。谋划全球战略布局，制定相应行动计划，开发一批，勘探一批，储备一批，形成未来矿产资源稳定来源。
二是聚焦大金属供需波动研究。把握市场脉搏，针对突出问题，提出调控意见，包括及时对铜等贵金属采取国家储备等措施。当前应采取稳中有降的价格引导策略。
三是聚焦国际贸易新秩序的研究。加快融入国际市场，建设并形成公开透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定价基准，提高避险效率。
四是国家应积极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企业参加国际组织，扩大话语权、提高影响力。对参加由联合国发起成立的有关国家主权的国际组织，应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
2016年到2018年，全国开展了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钢铁产量的过剩苗头仍然不容乐观。以我国粗钢产量为例，2014年8.22亿吨，2015年8.03亿吨，2016年8.07亿吨，2017年8.32亿吨，2018年9.28亿吨，2019年9.96亿吨，而今年将突破10亿吨。可见从2016年起一上扬。
粗钢产量的不断上升，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旦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刺激政策退出，将极大概率地再次出现第二轮钢铁产能产量过剩。
有关部门要未雨绸缪，早作谋划，及时研究，并总结第一轮的经验和做法，从化和市场化出发，进一步完善有效手段，在防范第二轮过剩产能中，尽可能减少对行业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个地区的产业布局必将影响到周边乃至更远的区域物流。通常，人们对物流的要求是保障产业的发展，最多对物流的绿色性提出要求，即“运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欠缺对物流的生态性提出要求，即“运得该不该”的问题。
正是因为忽视了生态物流，在过去产业布局发展中，导致了不少物流在本质上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有的产业项目建设，为投资企业带来效益，为地方带来税收，对二者来说都不错，但对全国来讲，却造成了极不合理、长途跋涉的物流，甚至是“”、得不偿失的物流。
国家有关部门，对涉及长途跋涉和巨量物流的产业项目建设，即使审批权限下放，也应做必要的统筹协调，高度重视产业布局中的生态物流。防止局部受益，全局无益，既不符合经济规律，又浪费物流资源的项目出现。
关于新能源补贴拖欠问题，尽快想办决，否则“尾大不掉”，将越来越难，筹措资金或发行特种国债，用于一次性兑现新能源补贴。
调研表明，当前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仍面临较大困难。1-8月，私营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3%，前三季度民间投资下降了1.5%。民营企业稳定生产经营的情况尚不牢固。为此提出以下6条。
第一，打通堵点、缓解痛点、攻克难点，下大力气抓好中央决策部署和已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一要以完善制度促落实，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政策的配套措施和细则，增强可操作性；二要以巡视督查督促落实，推动政策措施逐条逐项落地见效；三要以有效参加促落实，在政策制定落实评估过程中广泛听取民营企业家意见；四要以优化促落实，加快推广优化营商有效应对疫情的好经验、好做法。
第二，尽早出台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支持民营企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一要对实践检验有效、受民营企业普遍认可的阶段性政策措施予以固化，并在“十四五”前两至三年继续实行；二要适时出台新的更大力度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研究制定民营企业分行业、分领域、分业务市场准入的时间表线图；三要在前期降税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出台降低企业所得税方面的政策举措；四要尽快落实稳外贸、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帮助企业保市场、保履约、保订单。
第三，以帮扶救助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为重点，做好保市场主体工作。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大的是餐饮、旅游、零售、文化等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打赢“六稳”“六保”的这场硬仗，稳住上亿的市场主体是关键。：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畅通传导机制，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首贷无还本续贷；二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发展委等17个部门出台的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财税支持制度、融资促进制度，继续帮助中小微企业缓解困难；三要对中小企业促进法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专项整改和督促检查，促进落实。
第四，以加强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实现自主可控为突破口，做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工作。：一要将优势民营企业纳入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研发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体系，加快实现自主可控、国产替代；二要加大内需市场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完善落实关键领域首台套政策，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在关键领域创新；三要加快构建多元化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的资金体系，出台民营科技企业自主研发投入补政策；四要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走专特精之；五要加强对民营企业在关键领域研发人才引进储备方面的支持。
第五，出台政策措施，避免“用猛力烧起火”，多措并举妥善化解大型民营企业的风险。：一要切实增强民营企业的风险意识，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二要有效降低民营企业负债，进一步拓展民营企业市场化融资渠道，降低企业发债门槛，加快推出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制定民营企转股的实施意见；三要建立支持民营企业纾困的常态化机制，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参与民营企业纾困，持续依法合规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四要在出台政策措施时，努力更加科学合理。
第六，高度关注民营企业家、创业者思想动态，激发企业家干事业的信心和活力。：一要密切关注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家创业者的思想状况，引导企业家客观全面辩证看待形势，坚定发展信心；二要大力优秀企业家，宣传典型；三要落实好政企沟通制度，畅通民营企业反映解决问题的渠道，切实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今年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延续了稳步恢复的良好态势，供需两端主要指标继续改善，呈现出主要指标由负转正、内生动能不断增强、社会民生持续改善、市场预期稳步向好等特点。随着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经济逐步向好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但也要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了空前的，对世界经济运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治理能力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此，一定要认识，时刻保持有效应对。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面临的外部愈加严峻，特别是经济全球化遭受逆流。同时全球疫情不是一时的、短暂的，影响也不是短期的，而是长远的。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千万不可估计过低，各地在经济逐步恢复过程中，内防反弹的压力是长期存在的，这种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是当前经济平稳运行仍面临很大的压力。从需求看，内需不足制约经济的稳定恢复，特别是消费恢复相对滞后。从外需看，虽然前三季度以人民币计价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0.7%，但以美元计价是下降的。再从供给的角度分析，企业复工不达产、经营不增收的情况也比较突出，1-9月份，工业增加值仅增长1.2%，特别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面临较大的压力，订单少、营业额骤减的问题突出。同时疫情对消费信心的影响没有消除，聚集性、接触性的消费活动受到，餐饮、住宿、旅游等行业的完全恢复仍需时日。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任重道远，要特别注重解决目标多元、力量分散的问题。目前全球发酵的疫情和不断升级的经贸摩擦，对全球产业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加重视产业安全和制造能力，特别是产业格局调整的步伐加快，对我们巩固已有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带来了挑战，形势非常严峻。在这个时候，我国一些关键零部件和软件可能面临断供的风险，自主生产面临着不少的现实困难。通过供给侧，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国际竞争力势在必行，但短期内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奋斗过程。
三是瞄准就业问题的近忧与远虑。稳住经济基本盘，首先就要稳住就业这个最关键的基本盘，有就业才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拉动消费，有了稳定的收入社会也才能保持稳定。近忧1-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98万人，虽然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的99.8%，但比去年同期是少增的。包括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高校毕业生在内的重点人群，是我们当前要关注的重点。远虑大数据显示，年初返乡的农民工仍有3000万到3400万人没有外出；而高校毕业生2020年高达874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就业压力很大。因此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多措施、多渠道、多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长期看，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受低附加值和高成本双重制约；消费提振受制于收入预期和分配差距；同时，面临投资增速趋缓和边际报酬率递减，以及全球高杠杆与经济衰退并存现状。
因此，现有宏观调控模式在应对中长期风险等方面有待改进。为应对新发展阶段的全新挑战，实现双循环发展，宏观调控要避免“三化”，并为经济社会领域协同、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首先，避免宏观调控微观化。与以往相比，当前经济在复苏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是社会成本和交易成本迅速增大，而且呈现中长期化的趋势，如疫情防控带来的额外成本，产业链、供应链改变带来的交易成本，投资和消费行为转向收缩带来的供给成本等，都呈明显上升势头。在这种高度不确定性的宏观下，企业预期模糊、不稳定，其创新活动就会大幅度收缩，经济附加值也难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微观主体成本的减负政策措施和创新的激励措施只具有临时效应和局部效果。好比池塘的水出现了问题，而只是针对一条条鱼去施救，其效果是有限的。这时候需要的是换水，改变鱼成长的。也就是说，只有对冲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水平，微观经济活动才会舒展开来充满活力，经济循环畅通才有动力。
同时，面对宏观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宏观政策要更加注重调节“虚拟变量”，如投资预期、消费预期、营商预期等，把改善企业预期置于宏观调控的中心。应把宏观调控政策纳入化轨道，纳入方案当中，更有利于对冲公共风险，注入确定性，为市场主体提供自救和创新的预期。
其次，避免宏观调控地方化。在中央应对疫情冲击的“六保”综合部署中，既有宏观调控的内容，也有社会支持的内容。对于社会支持政策，在社会一体化不够的条件下，无疑更多地要依靠地方来落实，如基本民生保障；而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则更多应由中央来实施（不只是决策）。从中长期来看，宏观调控地方化，可能强化区域之间的博弈，影响经济要素、社会人口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并对相关产生妨碍，可能导致更大的公共风险，引发市场的疑虑。对此应高度关注和重视。
再次，避免风险防范的避邻化。避邻效应是指居民和地方因担心一些建设项目对身体健康、质量、资产价值带来风险，从而集体反对。在宏观调控中也存在类似的“避邻化”倾向。如，各部门和地方对问题、风险和成本的局部考虑、本位思维和风险规避倾向，导致各级各部门都在避免问责，而不是在担当风险。因此，我们要避免风险防范的避邻化。
最后，宏观调控要助力经济、社会领域的协同。从长期可持续发展来看，当前迫切需要塑造“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体制载体。为此，宏观政策要更多地考虑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机会公平，并为此创造条件，促进效率与公平的长期融合。
■全国政协委员杨成长：给复杂形势下备战年底冲关画像6大特征、5个不确定因素3条
一是在“以保促稳、稳中求进”的发展下经济稳定复苏，且部分指标呈现向好趋势。前三季度P同比增长0.7%，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分产业结构来看，第三季度一产（3.9%）、二产（6.0%）和三产（4.3%）比第二季度分别改善0.6%、1.3%和2.4%，产业增长结构有所优化，农业维持弱复苏，工业增长稳定恢复，服务业改善斜率较好。
二是供给端的复苏明显快于需求端，新型消费成绩亮眼。疫情下，居家办公、线上消费带来新型消费成绩亮眼，前三季度网上零售额80065亿元，同比增长9.7%，但社会消费品零售前三季度总额同比下降7.2%，降幅虽比上半年收窄4.2个百分点，但复苏势头仍然较弱。
六是受益于境外市场需求增加，出口贸易恢复较快。与我国不同，境外市场在疫情冲击下，对冲政策更多从需求端发力，致使海外需求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但生产供给恢复还明显不足。
从发展趋势看，经济在经历二、三季度快速复苏后，四季度全国经济增速可能趋缓，三季度的投资增速等可能已达到高点。
总体看，经济形势短期内复苏趋势依然明朗，但长期看复苏进程还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是央行货币政策由一季度宽松转向松紧适度，在流动性有所减弱的影响下，金融市场及房地产市场都面临震荡，依靠金融、房地产及互联网等产业带动的高增长可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二是当前投资和消费均存在暂时性拖累。投资方面，基建投资落地进展仍然缓慢，也意味着今年的专项债资金会有更大比例结转至明年形成基建投资，明年广义财政赤字率将明显下调；消费方面，猪肉价格年内趋稳影响下，生活必需品消费整体趋势略弱于往年，且后续预计持续；三是工业投资高增长的态势可能难以持续，高端制造及新材料领域尚需升级，卡脖子技术亟待攻克，产业链完备任重道远，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旧存在；四是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冲击大，低收入人群、应届大学生、农民工等就业承压较大，居民收入与可支配收入增长之差、当期收入与当期支出差距不断扩大，预防性储蓄上升，房地产前期增长过快造成的结构性泡沫以及居民债务扩大对当期消费的作用可能愈加显著；五是随着境外市场供给端复苏，海外需求可能收窄，对明年出口增速产生较大冲击。
第一，为巩固经济回升势头，继续做好“保稳进”工作。实施抗疫惠企“减免缓退补”系列政策至年底，减免或暂缓征收企业所得税、、社保费以及继续实行部分贷款利息优惠，适当延长国资产权人租金减免政策，以税收手段鼓励非国资产权人租金减免，特别是对今年受影响较大的餐饮、旅游、文娱等产业。同时，借此机会推动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长期难题，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让利、自然垄断性企业降价等，继续引导信贷资源直达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第二，多措并举提升居民消费增长。一是利用好疫情对线上消费的促进作用，推动新型消费强化引领态势，加强基层社区网、快递物流网和电子商务网“三网合一”的新型社区消费服务模式，促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二是将消费刺激政策下沉到消费者和中小企业层面，扩大消费券适用范围、增加定向补贴种类，发展免退税经济、平台经济和高端消费，促进消费有效复苏。三是加大对、上海等特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疏导，加快推进公共服务机构外迁，引导居民生活向周边地区分流，避免对城中心房价的过度需求导致房价畸高，逐步缓解居民债务对消费的作用。
第三，加大对房地产、金融市场及境外市场的风险监测。在当前复杂的境内外市场下，房地产市场风险、金融市场风险及境外市场风险呈现出相互交织、相互传导的情况。要做好各类市场的风险监测，需高度部分城市成为此轮房地产泡沫的领头羊，落实“房住不炒”，防止实体经济与互联网、金融、房地产之间的“三”现象因疫情进一步加剧。
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第三季度增速达到4.9%，前三季度同比增长0.7%，实现由负转正。主要经济指标都基本转正，说明中国经济主要指标虽然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但也基本走出了疫情影响。
为应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我国采取逆周期的宏观调节政策。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促发展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资金运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各个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非常给力，保住了众多科技中小企业，给这些企业应对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加快向高科技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宝贵时间，受到企业普遍认可。
为此，对实践检验有效、普遍认可的阶段性政策措施，“十四五”规划实施的前两年应继续执行。如，银行贷款的无还本续贷、降低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适当加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度；再如，加大性的规模，特别对缺少抵押物的具有良好前景的中型企业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工具等。此外，针对科技类大中型公司的纾困问题，希望探索建立支持科技类民营企业纾困的常态化机制。如，利用市场化的基金做股权投资，再配合一部分政策性低息贷款，通过股债结合的方式，助力企业渡过。
市场期待在健康发展的金融中，以多元化的金融工具，共同助力中小企业。下一步，我们应积极研究如何调动市场化力量，共同参与各类企业的纾困，不能仅仅依靠银行。如，对合规经营而且有能力并且非常接地气的小贷公司、保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资本市场再融资渠道等。
今年以来，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界前列。同时也要看到，经济恢复仍不平衡，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消费恢复滞后于出口和投资。扩大消费，不仅对巩固经济稳定复苏态势，而且对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都有重要意义。
出口形势明显好于预期。得益于我国较早控制住疫情和国际市场部分订单向我国转移，三季度我国出口增速明显加快，按人民币计价三季度出口增长10.2%，实现两位数增长。前三季度出口同比增长1.8%，明显高于同期全球贸易增速，占全球市场份额进一步上升。
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回暖。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转正，同比增长0.8%。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也已转正，同比增长0.2%。随着资金到位情况继续改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将继续回升。
消费恢复明显滞后。虽然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已经转正，但前三季度累计增速仍下降7.2%。其中，商品零售额下降5.1%，餐饮收入额下降23.9%。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为负。
消费是最终需求。消费恢复滞后不仅会影响到投资和生产，还将最终影响到经济稳定复苏。在外贸出口增长随着订单转移量减少而回归常态，投资恢复仍受到制造业和民间投资恢复偏慢制约的情况下，推动经济稳定复苏，必须更加注重扩大消费，
消费恢复滞后，即有受到疫情冲击带来的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也有受到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制约的影响。
一是疫情消费倾向和未来预期。受疫情冲击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仅为0.6%，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实际下降6.6%。与此同时，居民储蓄水平有所提高，这除了服务消费尚未完全恢复带来的被动性储蓄增加外，主要是受到未来收入预期和预防性储蓄增加的影响。
二是低收入群体消费下降更为明显。这次疫情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低收入群体冲击更大。从调查数据看，月薪4000元以下职位招聘数量同比下降近三成，比平均水平低约两成。年收入10万元以下家庭消费显著下降，而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家庭消费回升较快。
三是居民负债水平上升挤出消费。近年来，随着居民个人住房贷款快速增长，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往往伴随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大幅回落。按国际可比口径，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达到65%左右。这对最终消费会形成较强的挤出效应。
四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影响消费。据《中国居民收入年度报告（2019）》的数据，按城镇居民五等分组，高低收入组差别从2017年5.6倍扩大的5.9倍。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边际消费倾向更强的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偏低，对扩大消费形成明显制约。
一是把稳就业放在优先。保企业、稳就业，才能保障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消费才有更大空间。稳就业，既要重视稳定现有就业岗位，更要鼓励发展多元化新就业形态，最大限度扩大就业空间。
二是加大促进消费的政策力度。财政政策要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消费激励措施，并加快餐饮、住宿、旅游、文体、培训等服务业复业，推动生活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促进消费回升。
三是“房住不炒”政策。从以往经验看，货币政策放松往往带来房价大幅上升压力。这就要求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监管，严控信贷资金过多流向房地产市场，降低高房价和居民高杠杆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四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我国农民工已经占4.2亿城镇就业总人口的近70%。研究表明，如果农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27%，这对扩大消费意义重大。要加快户籍制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巨大的消费潜力。
五是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要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再分配要扩大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保障覆盖面，简化社保参与、转移接续等手续，逐步实现全民社保。
人均P水映一国（地区）的经济实力，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则反映居民的购买力，即直接获得的福利水平。在同等人均P水平条件下，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高，意味着居民获得了更多可支配的福利。所以，该指标的信息量是比较综合的。
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P中的比重，我们可以从20年的数据中看出变化趋势：200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P比重为67.5%，之后一直下降，2008年触底，到了58.3%。8年降了9个多点，这是一个很大的下降幅度。2008年之后有所反转，到2016年回升到62.1%。8年里上升了4个百分点。但令人担忧的是，从2016年至今，居民可支配收入占P比重就不再上升了。这跟消费占P比重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如果看居民消费占P的比重，2000年的时候是47%，后面就逐年下降，一直降到2010年触底，到了35%。之后上升到2016年的39%。同样，居民消费占P的比重，2016年之后也停止上升，徘徊在39%左右的水平。袁惟仁老婆
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化趋势？有两个拐点，2008年、2016年，这跟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有密切关系。2008年之前，劳动者报酬占P比重也是在下降。同样，2008年到2016年之间，劳动者报酬占P比重也在上升，从47%上升到52%；2016年之后，劳动者报酬占P比重又停止上升了。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2008年到2016年之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上升和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做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对就业的需求有很大拉动作用，尤其是对低收入者就业有很大的拉动作用。这段时间，我们不仅看到劳动者报酬占比在上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在上升，我们也看到基尼系数在下降。所以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不管是宏观分配还是微观分配，都在同期有所改善。可见，创造对低收入者的比较强劲的劳动需求、就业需求，常非常重要的。
这段时间，我们过多地依赖基建投资，在一定程度又引起了其他的问题，比如同期各级地方债务也在大幅度上升，基建投资所产生的效益也在逐渐下降。可见，靠基建投资改善收入分配，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那么，我们有什么样办法创造更多对低收入者的就业需求，改善收入分配，使收入更加均衡，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在P中的比重？有两点：一是增加福利房的建设，不仅能够增加对低收入者的就业需求，起到基建拉动就业、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同时还能增加低收入者的购买力；二在住房制度上和城镇化的制度上进行更大力度的，创造更多的劳动力需求，改善收入分配，改善农民工长期的社会福利获得。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积极应对，采取多项措施，资金支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金融让利实体经济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资金配置结构的要求之严也是前所未有。
第一，金融资源配置应更加重视统筹短期应急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未来资金投放要更加向支持科技引领创新发展倾斜。疫情之后，提出保产业链、保供应链，某种程度看，高端产业链、供应链的配置权并不在我们手中，而是掌握在有关键技术和核心产品的外方手里。我们产业链自主配置权或还停留在服装、鞋帽、白色家电等一般用品方面。因此，为保产业链和供应链，除需进一步扩大市场，吸引外资，还要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潜力，加大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今年以来，金融给予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较大，信贷投放已占总投放近1/4，但要支撑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实现科技引领，对创新高质量发展的领域资金供给还需要显著改善。目前信贷投放制造业占整体投放的10%左右，投向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科研和技术服务占比仅约1%。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已经成为紧迫任务，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要引导金融机构像服务小微企业一样，整合资源，支持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二，以着力提升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服务金融扩大。从债券市场来看，我国现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债券市场，但市场监管体系、交易体系和托管体系相对割裂。对发债和投资主体来说，需对应不同的监管审批机构和要求、不同的发行交易方式、不同的文件备案材料、不同的登记托管场所，甚至不同的交易时间，这些不便利因素已成为我国债券市场效率提升和的主要障碍。自去年以来，国际三大债券指数已将我国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纳入国际债券指数之中，换句话说，中国债券市场大门已经向国际投资者敞开。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企、公司债都可能成为吸引国际投资者的重要投资产品。因此，解决市场监管、交易、运行的统一性、一致性，提升市场高效性，已成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必要基础条件。要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境内金融市场内部的循环畅通和对外要共同推进。必须下决心突破利益的藩篱、障碍，尽快把我们的市场效率提高上去。
第三，要下好应对未来一个时期金融风险高发的“先手棋”。今年信贷大力度投放将使得杠杆率大幅度提升，贷款大幅增加，明年不良贷款的上升对金融机构来说是个较为严峻的。特别是当前财政收入普遍吃紧，债务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房地产企业风险也急剧上升。面对这些挑战，应采取更为灵活高效、具有前瞻性的应对措施，特别是货币政策要保持平稳，常态化中枢应上移，逐步吸纳消化超量投放，为应对风险和化解风险提供空间。
我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新型城乡一体化社会进化。农民工、刚毕业大学生以及其他追求更好机会的新市民大量涌现。人口的适度跨地区流动，促进了人力资本要素的优化重构，但是新移民的民生问题滞后，带来社会不公问题，同时影响消费能力，制约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发育。目前以新移民为代表的中低收入者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基本保障性需求上开支过大，严重挤出了其他消费能力，形成所谓的虹吸效应。中低端人口有消费，但是缺支付能力，难以提升有效需求。对于人口流入较快的城市，深入研究，在适度控制人口流入速度以更好匹配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同时，提出切实可行措施，更好地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新移民的基本需求，从而更好其支付能力，减少后顾之忧，让老百姓敢于消费，深度解放经济潜力，为进一步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内需外需良性互动打下基础。比如，能否做到把租赁住房的个人自付上限控制在其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下（现在有的已经超过一半），未来逐步降到五分之一以下。
目前，我国新基建投入巨大，也引发部分人对于未来利用率不足的担心。其实，5G等数字经济技术将大大提升我们提供基础保障性公共服务的能力，降低成本，从而更好发展普惠的基本保障解决方案，以及大规模推动远程移动教育和医疗技术，真正使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惠及包括新移民在内的中低收入人群。资源有限，花钱要花在刀刃上。
人生不同阶段中，收入起起伏伏，而基本消费则相对稳定。2019年中国的老龄化速度达全球最高。10年后的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将达到25%，老年经济将成为未来主流。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但退休后再规划已经太晚，我们应教育和鼓励年轻人从现在开始为老年生活进行规划和储备，大力发展普惠财富管理，从而逐渐承担起保障自己未来生活的责任。但是在转型期中，国家要提供一定支撑。比如可否提供一些针对老人的贴息消费贷款，未来在符合一定条件时豁免本息的？另外，老人如果有意愿也有能力继续工作，可否不收税甚至提供工作补贴（比如负所得税）？
少年是国家的希望。当前社会，人口快速流动，不少农村留守儿童伴随着祖父母孤独长大。不仅物质生活无法，对个性发育也非常不利。如果家长愿意，地方也有条件，建设一些公益性的寄宿制学校，把留守儿童集中抚育，健全其体魄和人格发育，为社会培养更多合格建设者。新中国成立后，针对部分干部和双职工家庭设立的寄宿制幼儿园，很好地培养了孩子的集体主义和人际交往能力。对儿童更好的抚养和教育，不仅使得他们有更高的人生起点，也对整个社会有极大的外溢效应，还会降低年轻夫妇的育儿成本，提升生育意愿。每一个劳动者都是社会的财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同时提升供给端和需求端，更好推动社会和经济进步。
另外，进一步借助数字经济的发展，依托5G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科技手段，激活教育经济，拉长的义务教育年限，甚至支持普惠性的终身学习。这样做，既鼓励市场化机构更加充分竞争激活教育产业，又通过公立教育机构提供不同层次的基本保障性教育，加之适当给予政策支持（比如更大力度的教育投资抵免税收政策，适度的助学贴息贷款），鼓励通过教育不断提升人力资本，从而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更好支撑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近段时间，中央提出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广泛关注。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的国情国力和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与初期相比已发生较大的变化。构建新发展格局，其凸显和强调的是安全二字，核心要义在于维系经济安全。
对此，我有两个判断：一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把维系财政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二是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尽管经济呈现正增长的态势，但我们还应持续关注今后的财政安全形势。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而言，除了更大力度地减税降费和更大规模地增加对企业和居民的救助以外，我们还应旗帜鲜明地压支出和理直气壮地谈增税。目前，围绕财政政策各个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减税增支而进行的。但减税也好，增支也罢，都涉及其后的财政收支再平衡，都需要在财政收支再平衡上作出相应安排。而且，减税增支操作的持续推进，也必须建立在财政收支再平衡的基础上。要实现财政收支再平衡，至少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压缩的支出规模，降低支出占P比重。我相信只要用心，只要下决心，我们是能够做到的。另一个是增加对个人的征税，相应提高个人所缴纳的直接税比重，从而走出一条有增有减、此增彼减的税制结构优化的子。
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带动钢铁需求显著增长，促成钢铁生产超过了历史水平，由此也带来几个明显的变化。
一是疫情改变世界钢铁格局。今年前八个月，中国粗钢生产量占世界58%，生铁生产量占世界68%，矿石进口量占世界出口量71%。这是全球疫情防控成效巨大差异带来的变化。虽有预测，但还是很惊人的。
二是需求驱动钢铁产能充分。前9个月，生产粗钢7.8亿吨，增长4.4%；国内实际钢铁需求7.2亿吨，增长4%；表观消费量7.7亿吨，增长8.9%。
9月份粗钢日产量再创历史新高，日产307万吨，当月年化产量为11.2亿吨，照此计算，当月炼钢产能利用率为109%，此数据很惊人，产能统计肯定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核定，但产能充分是现实。另外，库存增长15%，连续四个月粗钢净进口，值得高度关注。同时也要看到，中国与世界在疫情防控期间分享了中国市场的繁荣。
三是万元P钢铁消费强度在反弹。钢铁消费强度在2005年达到峰值（192公斤）之后逐年下降，2017年达到低点（92公斤），2018年开始反弹，今年为104公斤。据此，钢铁消费增长速度将高于P的增长速度，事实也是如此。还是要强调，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带动钢铁需求显著增长，促成钢铁生产超历史水平。目前的产能与增长的需求是基本匹配的，没有这个产能也支撑不了当前的经济，但产能过剩的风险在积累，需要高度重视，严格加以控制。
四是各地钢铁投资热情在提高。虽然中国钢铁需求旺盛，但总体上供应强于需求、生产强于消费的态势仍在，防范产能过剩风险，严控钢铁产能增长要坚定不移。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与国外主要企业和机构进行了各种交流。我认为，我们不仅要从中国的视角看世界，也要重视以世界的视角。
国外的企业集中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产能过剩问题，二是碳排放和碳税政策问题。这些企业普遍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大，而且正在向外输出，对全球去产能带来不利影响。它们同时认为欧洲的钢铁有碳税，而中国、俄罗斯、印度都没有，这不公平。
OECD（经合组织）钢铁委员会近期也发表声明，其中针对中国提出了很多带有怀疑和性的问题，包括对制度、对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以及可能的补贴，还有透明度、公平性的问题。
第一，从和民间多层面加强与国际组织的沟通和交流。积极保持和畅通各类交流渠道。中国钢铁对世界钢铁的积极作用要充分展示。
第二，仍要控制钢铁产能扩张。而且，首先要正确认识产能现状和趋势，国内与国际交流的基本姿态要相匹配。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讲钢铁产业和钢铁产能要讲：第一，中国钢铁以强大且丰富的产能强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第二，中国钢铁正在实施世界钢铁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产能更新计划；第三，中国钢铁正在推行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为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