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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年国际贸易研究综述 ——基于五大顶级经济学期刊的分析

※发布时间:2016-11-8 11:28:45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2011~2015年国际贸易研究综述——基于国际五大顶级经济学期刊的分析文/苏庆义摘要:本文针对2011~2015年国际五大顶级经济学期刊发表的国际贸易类论文进行文献综述。首先针对发表情况和研究内容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然后基于如下研究主题对论文进行述评:企业行为、贸易开放的影响、贸易协定、贸易与宏观经济、产品质量、多国多产业李嘉图模型、全球价值链等。其中,企业行为和贸易开放的影响是研究最多的两个主题。企业行为研究包括企业定价、广度边际、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范围、企业研发、企业融资等。研究贸易开放带来的影响的文献则主要关注贸易对生产率、劳动力市场和整体福利的影响。

  关键词:企业行为;贸易协定;产品质量;全球价值链;李嘉图模型

  一、引言

  和大多数经济学领域类似,国内大陆的国际贸易研究和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尽管国内大陆学者已经能够在《国际经济学》(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JIE)、《经济与统计评论》(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经济学期刊》(EconomicJournal)等国际一流经济学期刊发表国际贸易论文(数量很少),但是鲜有大陆学者在五大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AER)、《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E)、《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JPE)、《经济学季刊》(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QJE)、《经济研究评论》(ReviewofEconomicStudies,RES)——发表国际贸易类论文。2011~2015年国际五大顶级经济学期刊发表的国际贸易论文共69篇,论文的作者无一人来自国内大陆高校或科研机构。

  五大顶级经济学期刊是国内外公认的最好的综合性经济学期刊,发表在这些期刊上的论文代表了国际贸易研究的最高水平。梳理这些论文能使读者了解目前国际贸易研究的最前沿和最高水平,从而有助于读者在研究国际贸易时改进研究选题、研究方法等。

  目前并无学者专门梳理近五年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的国际贸易论文。东艳和李春顶发表过类似的综述论文,但仅是某一特定年份的分析。而且他们的研究还存在两个待改进之处:第一,选择的期刊水平并不统一,既包括顶级经济学期刊,还包括一流期刊,使得选择的论文水平差别较大;第二,他们对研究主题的分类并不明确,比如将异质性企业研究单独作为一类,而事实上这一主题覆盖的领域太广,应该更加详细一些。另外,国内有不少学者专门就国际贸易的某个研究主题进行综述。但本文另辟蹊径,试图描绘近五年国际贸易研究的全貌,以期读者对国际贸易研究有一个整体把握。与本文研究最为接近的是曹亮等的论文,他们梳理了1990~2012年的国际贸易研究文献。但是他们的研究主要是统计分析,并没有按照研究主题进行内容梳理,而且他们在选择期刊时没有将五大顶级经济学期刊的RES包括进去,反而选择了JIE,导致论文的水平差异较大。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国际贸易文献的发表数量和比重、研究内容等方面对2011~2015年国际贸易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第三部分基于研究主题对这些文献进行述评;第四部分是结论性评论。

  二、国际贸易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选择五大顶级经济学期刊中的国际贸易文献进行分析,而且仅选择正规的长文(article),不包括短文(shortpaper)、评论(comment)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表的约稿等。

  (一)五大期刊国际贸易论文的发表概况

  表1统计了五大期刊每年发表的论文数。2011~2015年五大期刊共发表论文1295篇,其中国际贸易类论文69篇。从国际贸易类论文来看,AER发表的论文最多,达到26篇;QJE和RES均发表了15篇;JPE和E发表的论文相对较少,分别仅为8篇和5篇。因此,从论文数量来看,在E上发表国际贸易类论文最难,在AER上发表国际贸易类论文相对容易。从年份来看,平均每年发表大约14篇国际贸易类论文。2014年发表的国际贸易类论文最多,有17篇;2015年发表的最少,仅有11篇。整体而言,由于五大期刊每年发表的国际贸易类论文仅10余篇,而国内外拥有众多的国际贸易研究者,在五大期刊发表国际贸易类论文具有很大的难度。

  表1五大期刊每年发文量

  注:括号中数字是发表论文总篇数,括号外数字是发表的国际贸易类论文篇数。

  2011~2015年五大期刊发表的国际贸易类论文占总发表论文的比重是5.33%,即大约20篇论文中会有一篇国际贸易类论文。按期刊进行分类,QJE发表的国际贸易类论文最多,占比达到7.28%。其余四个期刊占比均未达到6%。AER和RES占比差不多,分别是5.88%和5.91%。JPE的占比也超过5%,达到5.33%。E的国际贸易类论文占比最低,仅为2.06%。因此,从各类期刊占比来看,在E上发表国际贸易论文似乎是最难的,在QJE上发表国际贸易类论文则相对容易。AER、RES和JPE的发表难度则差不多。

  (二)基于研究内容的统计分析

  对于研究内容,本文准备从三个方面进行梳理: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使用数据。研究主题是指研究的问题,根据各研究主题发表论文数量的多少,可以按顺序分为以下8类:企业行为(19篇)、贸易的影响(17篇)、贸易协定(7篇)、贸易与宏观经济(7篇)、产品质量(4篇)、多国多产业李嘉图模型(4篇)、全球价值链(4篇)、其他(7篇)。其他类的论文是指同一主题的论文数不超过2篇,因此没有再进行具体分类。

  根据研究方法,将论文分为以下四类:纯理论、纯计量、理论+计量、投入产出法。其中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的论文仅有1篇,因此不再专门统计。经过统计发现,使用理论+计量的论文最多,超过论文总数的一半(38篇);其次是纯理论的论文,有18篇;纯计量的论文最少,有12篇。对于使用理论模型的论文,有一半多都使用了数值模拟来进行分析。这是因为理论模型越来越复杂,很难再用传统的解析解来进行分析。总体来看,对于五大期刊的国际贸易论文来讲,最受欢迎的或者学者最常使用的方法是理论模型+计量分析。

  对于使用的数据,可以进行两种分类。第一是根据数据使用的国家数量进行分类,即国际分析(多国样本)还是国别分析(单一国家);第二是根据数据层次进行分类,即是否使用了企业数据。根据国家分类,更多的论文使用了单一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有39篇;使用国际层面数据进行分析的论文有18篇,不到国别层面分析论文数的一半。从使用的数据层次来看,使用企业数据和非企业数据进行分析的论文各占一半(分别是28篇和29篇)。由此可见,在国际贸易论文中,虽然仍有许多论文使用国际层面数据进行分析,但更多论文使用单一国家样本分析特定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行为。在数据层次上,使用企业数据进行分析的论文占据重要地位。

  三、基于研究主题的梳理

  (一)企业行为

  1.企业定价。Manova和Zhang利用中国企业出口数据归纳了企业出口价格的六大特征,并总结为两点:第一,表现更好的企业使用质量更高的投入品生产质量更高的最终品;第二,企业对不同目的地出口的产品质量不同,源于其使用了不同质量的投入品。Kugler和Verhoogen研究了中间品价格、产出价格和企业规模的关系,他们借鉴已有文献的方法,采用研发和广告投入密度测度产品质量,发现质量跨度大的产品,企业规模越大,中间品、最终品价格的弹性也越大。进一步的经验分析表明,企业规模越大,使用的中间投入品价格越高,产出价格也越高。随后,该文在Melitz模型中引入内生中间品质量和产出质量进行了理论解释。DeLoecker和Warzynski则构建了估计企业加成的新方法,相比原有方法,新方法不依赖于市场环境和模型设置,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研究了企业出口和加成的关系。

  2.广度边际。Kehoe和Ruhl利用跨国数据证实了广度边际对贸易增长的重要性,该文在计算广度边际时考虑了已有文献忽视的方面,即被记录为零贸易额的产品并不一定是非贸易品,许多国家在统计贸易时将低于一定额度的贸易也记录为零。因此,更加准确地讲,零贸易额产品应被称为“低贸易额产品”。该文还研究了贸易政策即贸易自由化对广度边际的重要性。然后,Armenter和Koren使用很有趣的球—箱统计模型解释了广度边际的存在问题。

  3.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范围。Bernard等在Melitz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多产品、多目的地的异质性企业一般均衡模型,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是内生决定的,并且存活企业决定了生产的产品范围和供应的市场范围。该模型解释了许多现实问题,比如贸易自由化将导致企业放弃自身不具有生产优势的产品,出口更多产品的企业往往也拥有更多的出口目的地、对特定目的地特定产品的出口额也更多。美国企业的数据证实了模型的这些结论。Mayer等则建立模型研究了出口目的地竞争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范围和产品束的影响。模型表明,更激烈的竞争将使得企业更多出口具有优势的产品,而这会提升企业生产率。

  4.企业研发。Aw等利用动态结构模型估计企业生产率对出口和研发投入的影响,并研究这些行为反过来对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和研发对生产率有正向影响,继而有更多企业参与出口和研发投入,这又会继续影响生产率。该文还数值模拟了出口扩大对研发投入继而对生产率的影响。Bler等研究了研发成本冲击对研发投资、进口品以及二者联合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该文将进口中间品引入研发和内生生产率决定的模型,结果表明,研发和进口对生产率的作用是互补的,随后利用挪威企业数据进行了验证。

  5.企业融资。因为一些企业出口需要外部融资,金融市场不完善将会影响贸易。Manova在Melitz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金融摩擦,研究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该模型主要识别了金融摩擦影响企业出口的三种机制:第一,选择异质性企业进入国内生产;第二,选择国内生产者进入出口市场;第三,企业出口规模。随后,该文使用跨国跨产业数据证实了模型的预测。经验证据还表明,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在金融脆弱的部门具有出口优势。Antràs和Foley也研究了贸易融资。具体问题包括出口商卖东西时倾向于选择何种支付方式,是选择进口商直接支付,还是货到付款,或者信用证形式;进口国的契约环境如何影响出口商的选择;出口商-进口商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影响出口商选择的支付方式,上述行为又会对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冲击有何影响。Paravisini等考察了信贷冲击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信贷冲击影响深度边际,但不影响广度边际,而且信贷冲击对出口的影响占出口总变化的比例较小。

  6.其他企业行为。Brambilla等使用阿根廷企业数据证实了出口目的地的重要性,该文识别了出口目的地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比如,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会雇佣更高技能的工人。Hummels和Schaur研究企业是选择水运还是空运,因为这直接涉及运输时间。结果表明,企业选择主要受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消费者对快速到达的价值判断的影响。Keller和Yeaple为了分析知识在不同地区传播的阻力以及这些阻力的性质,研究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生产行为,因为跨国公司往往在一个地区生产知识,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有效的扩散方式。Irarrazabal等将企业内贸易引入贸易和跨国生产(MP)模型,以解释为何离总部远的附属公司销售额更低。经验表明,企业内贸易是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该研究还得出一个结论,贸易和MP是相似的活动,关闭MP的福利损失较小。Ramondo等研究当存在风险时企业选择出口还是对外投资供应外国市场,结果表明,当外国的商业周期和本国的相关性较低时,本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出口这种形式;企业面对商业周期波动性较大的国家时往往选择出口供应而非在当地投资的形式。Chaney从信息摩擦的角度研究贸易摩擦,他首先定义了“网络”的概念,即企业往往以已经存在的出口地为中心拓展业务,随后其使用贸易网络的方法研究贸易摩擦。Fillat和Garetto则试图解释两类现象:第一,跨国公司拥有更高的股票回报和收益率;第二,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的股票回报和收益率更高。因为高收益率往往伴随高风险,这表明跨国公司和出口企业面临更高的风险。

  (二)贸易的影响

  研究贸易开放带来的效应是近年来贸易文献重点关注的主题,主要可以分为三类:贸易开放对生产率的影响、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贸易开放对整体福利的影响。

  1.贸易开放对生产率的影响。DeLoecker利用比利时纺织企业数据研究贸易成本降低是否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传统的文献使用生产函数推断企业生产率,但是由于无法获得企业的产量(仅能获得产值),无法控制价格因素和需求冲击对生产率测度的影响。于是他将需求因素和生产函数结合起来更加准确地测度企业生产率。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并没有传统方法测度生产率时的获益那么大。

  随后的文献致力于研究贸易开放影响生产率的具体机制。Caliendo和Rossi-Hansberg从理论上研究了贸易通过影响企业组织形式(管理层级),进而影响生产率。在其模型中,企业投入劳动和知识进行生产。贸易会影响企业投入的劳动类型、知识。分析结果表明,如果考虑组织形式,贸易带来的福利会增加。Khandelwal等利用多边纺织协定的取消,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纺织企业出口的影响。原有的纺织配额是政府发放的,而发放依据并不是基于生产率表现,配额限制取消后,原本没有享受配额的企业开始出口,而且价格更低,表明原有的配额制度是无效率的。因此,贸易自由化在两方面促进了生产率提升:第一,配额取消(贸易自由化),更多企业开始出口;第二,配额取消后,政府不再控制配额发放(制度的变化),更有效率的企业出口更多。

  Edmond等利用内生可变加成模型研究贸易的促竞争效应。该模型认为贸易开放能降低加成扭曲从而促进生产率提升,并利用中国台湾企业数据证实了这一点。Halpern等强调了进口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为进口品和国产品的不可替代性,中间品进口确实能提高企业生产率。而且外企利用进口品更加有效,能支付更低的固定进口成本。经验结果表明,匈牙利企业生产率提高的1/4得益于进口品。因此,关税降低引起的福利提高,在拥有更多进口企业和外企时会更高。技术升级也是提升企业生产率的重要途径,Bustos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南方共同体)对阿根廷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该文在异质性企业的出口选择模型基础上加入技术选择,理论推导发现贸易自由化后出口企业利润增加,企业会选择升级技术。经验表明,巴西对阿根廷进口关税下降更多的产业,企业更容易选择投资技术;中等收入规模企业群体更容易提升技术。

  2.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除了关注贸易开放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外,许多贸易文献也非常关注贸易开放对工人工资和就业以及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影响。Amiti和Davis从企业角度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工人工资的影响,该文的理论模型表明,最终品进口关税下降会使得进口竞争企业工人工资下降、出口企业工人工资上升;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会使得使用更多进口品的企业提升工人工资。该文使用1991~2000年印度尼西亚制造业企业数据证实了这些结论。Kovak建立区域的专用要素模型,研究了各国产品价格变动对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使用该模型研究巴西贸易自由化对地区劳动力工资的影响。Krishna和Senses研究了贸易开放对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波动的影响,发现贸易开放确实增加了工资波动幅度。Hummels等利用丹麦企业和工人数据研究离岸外包对工资的影响,他们根据技能的不同对工人进行分组,发现离岸外包对不同技能工人的工资影响不同。

  Autor等关注中国出口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认为中国出口导致美国工人大量失业。具体而言,美国工人失业的1/4可以由中国出口解释。Dix-Carneiro则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巴西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该文关注的劳动力市场调整过程是以往文献忽视的方面。

  3.贸易开放对整体福利的影响。Antràs和Costinot建立模型考察了贸易中介对贸易开放获取福利的影响。模型表明,基于不同情形,贸易中介既有可能增加福利也有可能降低福利。Faber则以中国国家公路干线系统为自然实验,研究贸易成本下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成本下降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外围地区,甚至降低了经济增速。

  关于贸易开放对福利影响的理论研究,最受关注的文献是Arkolakis等、Melitz和Redding的文章,这两篇文献的共同关注点是新新贸易理论模型是否意味着新的福利获得。Arkolakis等在Eaton和Kortum模型(EK模型)的基础上探讨如下问题:新的贸易模型和经验证据是否意味着从贸易中获得的福利比传统模型得出的更大。该文通过比较不同理论模型得出结论:所有模型都意味着相同的福利所得,并可以用统一的公式表示,公式受国内支出比例和贸易弹性这两个指标的影响。Melitz和Redding受Arkolakis等的研究启发,也进行了相应的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新新贸易理论确实提供了新的福利获得,在异质性企业模型中,国内支出比例和贸易弹性并不能完全表示福利所得。

  (三)贸易协定

  多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在维持国际贸易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文献运用理论模型和计量分析研究了WTO对关税的影响、WTO对执行贸易协定的作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协定的影响等。

  国家之间为何降关税?WTO发挥了何种作用?Ossa试图从理论上回答这一问题。传统的贸易条件模型建立在新古典模型上,认为降关税是为了规避囚徒困境,但是传统模型并不能转化为量化分析,而且事实上关税谈判并不仅仅是为了贸易条件。该文在Krugman新贸易理论模型基础上,很好地解释了20世纪30年代的关税战,并能进行模拟分析。Bagwell和Staiger则首次根据贸易条件模型推导出一国降关税的幅度和真正实施降关税行动之前的关税税率、进口额、进口价格和贸易弹性等之间的关系,然后运用代表性经济体加入WTO前后的关税水平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证实了已有的贸易条件模型,即国家之前签署贸易协定是为了规避各国因竞相提升贸易条件而增加关税带来的囚徒困境。Ludema和Mayda同样研究WTO设定的关税水平是否符合贸易条件理论的预期,他们首先利用模型推导出关税的两个关键影响因素:出口专业化程度和市场势力,然后利用代表性国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前后的关税水平进行检验,发现与不合作情形相比,WTO谈判能使关税降低22%~27%。Bown和Crowley则使用美国与其贸易伙伴的进口关税检验并证实了贸易条件模型。

  也有部分文献从理论上研究WTO以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Park从理论上研究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WTO在促进各国合作降关税方面的作用,模型推导表明,WTO确实起到了相应的作用。Maggi和Staiger则从理论上研究了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Antràs和Staiger从理论上第一次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协定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会影响各国贸易政策进而影响贸易政策方面的协作即贸易协定的形式,该文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兴起使得各国很难再依赖GATT/WTO传统的概念和规则来治理国际贸易,如市场准入、互惠原则、非歧视原则等。

  (四)贸易与宏观经济

  diGiovanni和Levchenko建立了国家规模(用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和贸易开放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阐述了这两类因素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新途径,即拥有的大企业数量。小国拥有较少的大企业,因此更容易受到冲击。更加开放的经济体中,大企业出口更多,重要性更强,因此也更容易遭受宏观冲击。因此,小国开放经济波动性更大。数值模拟表明,小国会因为贸易开放增加15%~20%的波动幅度。

  但更多的文献研究贸易受到宏观因素的影响。Amiti和Weinstein试图研究为何金融危机期间出口下降比产出更多。相比国内销售,国际贸易的违约成本更高,交货和运输时间更长,这导致出口更加依赖融资,由此出口受金融冲击的影响更大。他们的贡献是第一次将放贷银行和企业匹配起来,研究银行对出口的传导机制,可以克服以往研究中的测算误差和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金融部门的危机能解释日本20%的出口下降。该文研究的价值是:第一,建立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联系;第二,跨国公司和空运比重的不同,可以解释不同国家出口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差异。Gopinath和Neiman则研究了阿根廷经济危机期间企业进口的表现。2000~2002年阿根廷进口下降70%,但并不是因为企业的进入或退出,而是由于企业自身削减中间品进口。该文还建立模型研究了中间品进口下降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下降导致企业生产率降低。

  Berman等首次利用企业数据研究了出口受汇率的影响,他们利用1995~2005年法国企业数据研究为何不同的企业受汇率的影响不同。对于汇率贬值,生产率更高的出口企业往往会提高加成,即提升价格,因此增加的出口并没有原本预期的那么多。由于高生产率企业在一国出口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所以这一发现也间接解释了为何总出口对汇率的反应不那么敏感。Fitzgerald和Haller使用爱尔兰企业在爱尔兰和英国市场的定价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他们直接获得了企业的价格数据,因此相比以往文献结论更为可信。

  Amiti等同样研究为何汇率变动对贸易品价格的传导作用很弱,而且不同企业对汇率的传导强度不同。他们强调了文献忽视的一个现象,即大的出口企业同时也是大的进口企业。该文首先建立可变加成和进口中间品的理论模型,得出进口中间品较多和出口较多的企业对汇率的敏感性更低,然后利用2000~2008年比利时企业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实证还发现对于小的非进口企业,汇率会完全传递到价格;进口较多的出口企业传递的程度会降低50%。

  另外,Costinot等还从理论上研究了资本控制对出口价格从而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五)产品质量

  Fajgelbaum等为了建立产品质量模型,引入非位似偏好——消费者要选择不同质量和不同种类的产品。在非位似偏好的假设下,消费者的收入将不能简单加总为总收入,收入分配将影响产品需求。该模型解释了高收入国家为何出口更多高质量产品,低收入国家为何进口更多高质量产品。

  不同国家生产的同一种产品存在质量差异,经济学者也意识到产品质量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产品质量的测度存在困难,产品质量的经验和理论研究都存在较大困难。原有的文献往往使用产品的单位价值(价格)来替代产品质量,其前提是同一种产品能卖高价是因为产品质量更好。但是使用单位价值进行替代存在诸多缺陷,毕竟,产品价格不仅受产品质量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Hallak和Schott试图将产品价格分解为质量因素和非质量因素,更加准确地测度产品质量。其思想主要是从需求角度寻找产品质量的显示因素,即在产品价格相同时,某国的某一产品有贸易顺差,则表明该国产品质量好。他们使用1989~2003年出口额最大的43个经济体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发现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并不对应,各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收敛比收入水平的收敛更快。

  Feenstra和Romalis则认为仅仅从需求因素角度估计产品质量还不够准确,还应将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结合起来估计产品质量。供给因素包括两类:第一,质量好的产品往往运输的距离更长;第二,需求增加也可能会使新企业(新产品种类)进入出口市场,从而导致出口增加,因此贸易顺差不仅仅反映产品质量,应该剔除广度边际的影响。随后他们使用1984~2011年185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对产品质量进行估计,发现产品质量的国别差异比单位价值的差异和Hallak和Schott估计的产品质量差异都要小,穷国往往是高质量产品的净进口国,后者证实了Fajgelbaum等的理论分析结果。

  Hallak和Schott、Feenstra和Romalis对产品质量的测度都是基于计量方法进行推断。Crozet等则第一次直接获取了产品质量的数据,他们认为品酒师对法国葡萄酒的评级能直接反映产品质量,从而可以克服以往估计产品质量时的选择性偏差。在获得葡萄酒产品质量的基础上,Crozet等将Melitz模型的生产率异质性替换为产品质量异质性进行模型分析。同时,计量分析表明,产品质量会提升产品价格、进入市场的概率以及出口价格。

  (六)多国多产业李嘉图模型

  两国两产业的李嘉图模型是国际贸易教科书中的经典模型,其简明地阐释了比较优势的思想。但是两国两产业的模型过于简单,并不适合用来进行研究。Dornbusch等将两国两产业的李嘉图模型拓展到两国多产业层面,考察连续产品情形下的两国模型。但是,两国多产业模型仍然无法有效地支撑起后续研究,以致在随后20多年的时间里,关于李嘉图模型的应用并没有太大进展。

  Eaton和Kortum构建的EK模型改变了这一局面,使得李嘉图模型的应用广泛起来。为了将两国多产业模型拓展到多国多产业,EK模型引入Fréchet分布,假设各国产业技术服从这一概率分布函数,从而解决了多国情景下无法具体列出各国产业技术的难题。在EK模型的运行环境下,能够得到一个引力方程,将贸易流表达为各国技术以及贸易成本的函数,从而可以研究技术差异和贸易成本对贸易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该模型能够考察外生变量如技术、贸易成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要素禀赋的变化对贸易流和收入的影响,从而研究这些变量的福利效应。

  Fieler放松了EK模型的两个假设:第一,因为现实中不同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同,所以将EK模型中的位似偏好拓展为非位似偏好;第二,新产品往往只有发达国家才能生产,成熟产品才会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因此不同产品的生产率分布是不同的。通过放松上述假设,新模型能够解释EK模型和传统引力模型不能解释的现象:传统引力模型认为双边贸易额随着两国总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总收入又可以区分为人均收入和人口规模,而事实上,双边贸易额主要受人均收入的影响;EK模型只能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但是新模型既能解释发达国家之间,也能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该文还模拟了中国受到正向技术冲击对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影响。正向冲击意味着中国对高端产品的需求增加、低端产品的生产能力增加,从而使得高端产品价格上升、低端产品价格降低,这将有利于出口高端产品的发达国家和进口低端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中等收入国家往往是高端产品的净进口国,因此中等收入国家福利受损。

  李嘉图模型认为,一国倾向于出口自身具有相对生产率优势的产品。但是,很奇怪的是,检验李嘉图模型的经验研究非常少。与此同时,检验要素禀赋理论的经验文献非常多。Costinot等认为这是由于缺乏具有理论基础的计量模型。为此,他们在EK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能进行计量分析的理论模型,第一次正式检验了李嘉图模型,结果证实了李嘉图模型的解释力。此外,他们还构建了能够替代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指标。

  Ramondo和Rodríguez-Clare则在EK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跨国生产,考察跨国生产和贸易对一国福利的影响。对于企业而言,可以通过出口和跨国生产两种方式供应外国市场,跨国生产时,子公司需要从母公司进口中间品,而且可以使用母公司的技术,之后生产的产品既供应当地市场,也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数值模拟显示,引入跨国生产后,得自贸易的福利是不引入跨国生产模型的两倍,但是得自跨国生产的福利比仅仅存在跨国生产的福利要低一些。

  Caliendo和Parro在EK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产业之间生产的关联性,并考虑了中间品贸易,以此考察关税削减的贸易和福利效应。他们还提出了估计部门贸易弹性的新方法,并用该模型和数值参数模拟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降关税的效应。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产业的投入产出关联以及中间品贸易,关税削减的福利会被低估。由此,该研究强调了在模拟关税削减效应时考虑产业投入产出联系的重要性。

  (七)全球价值链

  相比以往的分工形式,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s,GVCs)对贸易统计核算提出了挑战。自Hummels等以来,为客观准确地描述全球价值链的事实和特征,对这一分工形式的量化及相关经验研究一直在推进。毕竟,传统核算方式统计的是总值贸易,而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增加值贸易。如何根据已有总值贸易数据和国民核算数据(投入产出表)追踪总值贸易中的价值来源成为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们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Koopman等是识别出口价值来源的集大成者,他们构建了分解国家层面出口价值来源的框架,将以往对出口价值来源的测度指标统一起来。随后,他们利用自己构建的国家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分解了代表性国家的出口价值,并用增加值贸易数据重新计算了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还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成本的放大效应。

  除了数据核算方面的研究,最重要的还是从理论上理解全球价值链分工。Grossman和Rossi-Hansberg认为企业通过完成一系列任务来生产产品,然后建立相似国家间(要素禀赋和技术相似,仅国家规模不同)的任务贸易模型。企业可以将不同的任务外包给不同的国家,但是外包需要额外成本。模型的均衡表明,外包成本最高的任务不会被外包;其余的任务中,外包成本相对较高的任务会在工资更高的国家完成。

  Costinot等也认为最终品生产是由顺序完成的各环节组成的,但是各环节都有可能犯错,从而无法继续生产,随后建立存在多国、一种要素、多种中间品、一种最终品的理论模型。在模型的均衡中,在各个环节犯错概率最低的国家将生产更多后续的产品。由于生产的序列性,绝对优势会成为比较优势的来源。Antràs和Chor试图利用契约理论更深入地理解企业选择外包还是一体化的生产形式。生产商可以通过和上游零部件供应商签订合约订购零部件,也可以通过建立子公司的形式获得零部件。模型显示,生产商选择何种形式是由其进入生产链的位置决定的,这在论文的经验分析中得到了验证。而且,他们还构建了能够测度各产品在生产链条中位置的指标(上游度或下游度)。

  (八)其他

  Ossa、Costinot等研究了贸易政策。Ossa建立理论框架研究了非合作和合作的贸易政策,比如最优的关税水平是多少,贸易战带来的损失有多大。该模型的优势是同时兼容传统李嘉图模型、新贸易理论模型、贸易政治经济学模型。结果表明,最优的平均关税水平是62%,如果爆发贸易战,关税水平将提升到63%,各国将平均损失2.9%的福利;未来的多边贸易谈判将为各国增加0.5%的福利。Costinot等研究比较优势理论对贸易政策的意义。尽管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但是并没有文献探讨在比较优势理论的环境中,一国如何制定合适的贸易政策,比如比较劣势产业是否应该更多地被保护。结论表明,最优的进口关税应该是对不同产业施加相同的税率,出口补贴则应该随着各产业比较优势的增强而降低。该文的贡献包括:第一,证明了微观层面福利受到贸易政策的影响;第二,技术上找到了最优贸易政策的解。

  Taylor的文章是一篇经济史论文,他研究了北美水牛灭绝的原因。在研究过程中,其强调贸易的作用,即水牛产品制作工艺的改进、美国保护政策的失败和欧洲大陆需求的增加导致水牛产品贸易增加,最终导致水牛灭绝,这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保护提供了深刻启示。Simonovska研究了不同国家可贸易品价格差异的来源。在研究中强调各国收入差距对价格差异的影响,并识别出其背后的原因是可变的加成。结果表明,收入增加一倍,可贸易品价格会增加18%。收入差异和运输成本各解释三分之一的价格差异。传统模型注重供给和生产角度的分析,在研究过程中假设需求弹性不变。Caron等证明需求弹性是不同的,并且建立同时考虑供给和需求的模型,更好地解释了传统模型不能解释的内容,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流少。Fajgelbaum等则建立了非位似偏好的FDI模型来解释FDI相关问题,属于纯理论模型的基础性研究。Allen和Arkolakis研究了地理位置对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他们的理论模型不同于Krugman建立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首先是放弃了可以自由流动的同质性产品的假设,从而放弃了各地区工资相同的结果,其次是放弃了垄断竞争模型,使用了完全竞争模型。考虑到新经济地理学和国际贸易的较强相关性,以及该文对国际贸易的借鉴性,将该文献归为国际贸易文献。

  四、结论性评论

  本文对2011~2015年国际五大顶级经济学期刊发表的国际贸易类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然后根据研究主题梳理了这些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发现如下:首先,从研究方法来讲,纯理论、纯计量、理论+计量等方法均常被使用,但最常使用的方法是理论模型+计量分析。其中,使用理论模型的论文又常常使用数值模拟进行分析。从研究数据来看,虽然仍有许多论文使用国际层面多国数据进行分析,但更多论文使用单一国家样本分析特定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行为。在数据层次上,使用企业数据进行分析的论文占据重要地位。其次,从研究主题来看,企业行为和贸易开放的影响受到的关注最多。企业行为研究包括企业定价、广度边际、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范围、企业研发、企业融资等。研究贸易开放则主要关注贸易对生产率、劳动力市场和整体福利的影响。贸易协定、贸易与宏观经济、产品质量、多国多产业李嘉图模型、全球价值链等也是很重要的研究主题。

  通过以上梳理,结合国内的国际贸易研究,我们认为,有以下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从研究方法来讲,国内纯计量分析的论文过多,理论+计量、纯理论论文明显偏少。尽管中国有许多值得探讨的经验问题,但国内使用纯计量分析的论文仍然偏多。而从国际上五大顶级经济学期刊的发表记录来看,理论模型和计量分析兼得的论文是主流。而且,国际上纯理论论文的比重超过纯计量分析,但国内在纯理论方面的研究比较少。2016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如果中国学者只是一味偏重经验分析、不愿花费时间进行具有中国实践特色的理论创新,则中国的国际贸易研究很难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

  第二,国内的国际贸易研究过多注重企业行为研究,忽视了其他重要主题。由于许多国内学者已经可以得到中国企业数据,因此近年来国内最好的经济学期刊发表了大量运用企业数据进行研究的国际贸易类论文,研究集中在企业行为的相关问题。尽管国际贸易研究越来越重视使用企业数据,但是国际上关注的许多重要主题,在国内研究中很少涉及。比如贸易开放带来的福利以及风险等,在国际上是与企业行为研究并列的主题,但是国内的研究并不多。贸易协定也是国际上关注的重要主题,从理论和经验上研究WTO以及其他贸易协定的作用、目的等。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背景下,此类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国内很少看到此类主题的高质量学术论文。全球价值链这一主题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但主要是测算方面的研究,和国际上偏重理论分析的趋势是背离的。

  总之,国内的国际贸易研究应该而且能够在借鉴国际高水平研究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的水平。

  注释:

  实际上由于发表周期的原因,已经发表的论文是学者们多年前的研究,而近年的工作论文更能代表研究前沿。但是已发表论文经过严格的匿名评审,工作论文的水平则很难判断,梳理五大期刊的论文能保证所选择的论文质量更高。

  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推送时省略了参考文献,已发表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完整的初稿版请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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